FGFR是一类受体酪氨酸激酶，目前已知的FGFR家族包括FGFR1、FGFR2、FGFR3、FGFR4四种受体，与其结合的配体可以诱导FGFR的二聚化，启动一系列的级联反应，从而介导一些重要的生理过程，如胚胎形成、组织修复、血管生成等。

近年来，FGFR靶向药物作为研究热点，已有不少处于临床阶段，同时还有部分已经获得FDA批准用于临床治疗癌症。

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几种FGFR抑制剂在癌症治疗中的临床数据。

Erdafitinib是一种FGFR的小分子抑制剂，对FGFR家族四种受体均有抑制作用。

2019年4月，美国FDA批准口服泛FGFR抑制剂Balversa（Erdafitinib）上市，这是全球首个治疗转移性尿路上皮癌的靶向药物。

BLC2001 2期临床试验（NCT02365597）数据显示，在接受Erdafitinib的87例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中，客观缓解率达到了32.2%，其中，FGFR3突变的患者使用Erdafitinib疗效最好，客观缓解率达到了40.6%。有研究报道，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有超过50%的患者会是发生FGFR3突变，这无疑使得Erdafitinib在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目前，Erdafinitinib针对晚期肝癌、转移性乳腺癌、非霍奇淋巴瘤、非小细胞肺癌等多种肿瘤的治疗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，我们期待其他癌种中的临床数据。

BLU-554是一种有效的选择性抑制剂，作用靶点为FGFR4，对其他激酶无抑制作用，这就大大降低了药物浓度。

Ⅰ期临床试验共纳入77例经标准治疗失败的、FGF19高表达的晚期肝细胞癌患者，在接受BLU-554治疗后，客观缓解率为16%，其中38例FGF19表达阳性的患者，26例患者疾病得到控制，18例患者肿瘤负荷减小，疾病控制率达到了68%，不良反应可控。

临床研究中的77例患者有80%至少接受过一种抗血管生成药物的治疗、91%的患者已经接受过多种形式的全身治疗，BLU-554在这种二线、三线治疗时仍然具有可观的缓解率和疾病控制率（抗肿瘤活性高于索拉非尼），那么一线治疗更值得期待。

此外，临床上约有15%-30%的肝细胞癌患者表现为FGF19表达量增加，那么BLU-554在晚期肝癌治疗中将具有更大的价值，有望改变肝癌晚期治疗格局。

BGJ398是一种口服的选择性小分子抑制剂，作用于FGFR1/2/3。有研究表明，所有的肺癌患者中大约有50%会出现基因改变，而13%-25%的肺鳞癌患者中存在FGFR1 基因的改变。BGJ398的1期临床试验研究发现，接受BGJ398治疗的21例FGFR1突变的肺鳞癌患者，有3例部分缓解，7例病情稳定，疾病控制率达到了47.6%。

此外，该研究还纳入了FGFR3突变的膀胱癌患者，发现BGJ398在一定程度上能减缓膀胱癌的进展。

AZD4547也是一类选择性FGFR1/2/3抑制剂，目前AZD4547正处于临床Ⅲ期试验研究阶段。一项Ⅱb临床试验显示，15例晚期肺鳞癌患者在接受AZD4547后，1例部分缓解，4例病情稳定，疾病控制率达到了33.3%，不良反应主要有胃肠道反应、皮疹，不良反应可控。

AZD4547用于乳腺癌、胃癌的治疗正处于临床Ⅰb/Ⅱ期研究阶段。

FGFR抑制剂作为新型靶向药物，因其选择性高、特异性强等特点越来越受欢迎。不同于抗血管生成的靶向药物，FGFR抑制剂作用靶点为FGFR1-4，所需的药物浓度会相应降低，不良反应发生率降低。

同一种FGFR抑制剂不仅对一种肿瘤有治疗效果，对其他的肿瘤治疗可能也具有较好的疗效，这说明FGFR抑制剂同时具有广谱抗癌的特点。

总之，FGFR抑制剂跨癌种治疗的临床疗效被不断验证，有望成为下一个明星抗癌药。

目前，多项FGFR抑制剂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，在此不一一列举。对于没有接受过全身治疗、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治疗失败等情况的患者均可以尝试。其中，FGFR抑制剂治疗FGF19阳性肝细胞癌临床招募正在进行中，患者可积极报名参加，或许收获非凡疗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