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肿瘤免疫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初。1909年,Ehrlich首先提出,免疫系统不仅负责防御微生物入侵,还能从机体清除变化了的宿主成分。上世纪中期, Burnet和 Thomas 将该概念进一步发展,提出了“免疫监视”学说,认为免疫系统具有完备的监视功能,能准确分辨“自身”和“非己”成分;不仅能清除外界入侵的微生物、排斥同种异体移植物,还能清除来源于正常组织的变异细胞。淋巴细胞可能是发现和清除这些恶性转化细胞的“哨兵”。
“免疫监视”学说奠定了免疫系统在机体抗击肿瘤中的重要地位,却无法解释免疫系统健全的个体仍会罹患肿瘤的情况。也就是说,肿瘤细胞具有逃避免疫系统识别和攻击的能力,而这种能力是肿瘤细胞在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。因此,Schreiber和Dunn在2002年提出了“肿瘤免疫编辑”学说:免疫系统不仅负责清除肿瘤,同时对肿瘤具有塑型作用,即对肿瘤细胞实施免疫选择压力,使弱免疫原性的肿瘤细胞得以逃逸并生长。
“免疫编辑”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,肿瘤的发展需要经历三个阶段:免疫清除、免疫平衡、免疫逃逸(见图2)。
免疫清除:即免疫监视过程。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共同作用,抑制肿瘤生长。 免疫平衡:肿瘤细胞未被完全清除,与免疫系统处于对峙阶段。由于遗传不稳定性或肿瘤异质性,部分可耐受或抑制抗肿瘤免疫应答的肿瘤细胞得以存活。 免疫逃逸:肿瘤细胞不受免疫系统控制,大量增殖[1]。
图2.“免疫编辑”学说中肿瘤发生、发展的三个阶段
“免疫编辑”学说的提出对肿瘤免疫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,许多针对肿瘤免疫逃逸机制的药物已相继研发。PD-1/PD-L1通路是抑制抗肿瘤免疫应答的关键途径之一[2],包括特瑞普利单抗在内的多种PD-1抑制剂已在中国陆续上市,并逐渐成为目前新兴的肿瘤治疗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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