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RAS是肺腺癌中最常见的致癌驱动因子。Skoulidis等报道,STK11/LKB1(KL)或TP53(KP)计算定义了KRAS突变腺癌的不同亚组[KL组、KP组、K-only组(仅KRAS突变)]。
进一步分析发现,亚组之间使用PD-1抑制剂的ORR具有显著差异,在Checkmate-057Ⅲ期研究中应用nivolumab的患者为0.0%、57.1%和18.2%(P=0.047),抵抗癌症(StandUpToCancer,SU2C)队列中有效率分别为KL(7.4%)、KP(35.7%)和K-only(28.6%),且KL组具有较短的PFS,研究结果提示STK11/LKB1突变是KRAS突变肺腺癌PD-1抑制剂原发耐药的主要驱动因素,提示免疫治疗效果不佳。
最近的研究表明,干扰素-γ(interferon-γ,IFN-γ)是癌症和宿主细胞中PD-L1表达的关键驱动因素。
Ayers等使用来自pembrolizumab治疗患者的基线肿瘤样本的RNA分析基因表达谱,发现T细胞炎症GEP含有与抗原呈递、趋化因子表达、细胞毒活性和适应性免疫抗性相关的IFN-γ应答基因,并且这些对临床获益是非常重要的。
与此同时,Cristescu等的研究发现在多种瘤种中,TMB和GEP双高表达的患者应用pembrolizumab后PFS优于TMB或GEP表达低,亦或双低的患者队列,提示T细胞GEP可能是免疫治疗效果的预测因子。
近期,1项多中心研究提示使用抗PD-1药物治疗的Ⅳ期NSCLC患者的EPIMMUNE特征(基于微阵列DNA甲基化标签的表观组学谱)与PFS和OS的改善相关。EPIMMUNE阳性特征与PD-L1表达、CD8+细胞的存在或突变负荷无关,而EPIMMUNE阴性肿瘤富含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、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和衰老内皮细胞。
在FOXP1验证队列中,FOXP1的未甲基化状态与PFS和OS改善相关,基于微列阵DNA甲基化程度与NSCLC患者免疫治疗OS和PFS呈正相关,提示FOXP1基因去甲基化程度可用于预测免疫治疗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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